正是在这种以教化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周朝统治者才对那些迪屡不静心未爱屑播天命自作不典，图忱于正（《尚书·多方》），即不敬天遵命，违法犯纪、兴风作浪的犯罪分子，极度损害统治秩序的异己分子，也先教告之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尚书·多方》），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发文告对他们进行教导，在他们叛乱时也只是讨伐、捕捉、囚禁他们，并不滥施刑戮。
所以，在王学三大要中，致良知为体，亲民为用，体、用本为一事。作为体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与作为用末的亲民政在亲民，本为一事，是一个整体，如树之干和树之梢，并无轻重之分。
但是，为何中原的士大夫难以接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既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更因为王阳明自己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前，并没有明确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揭示出知行合一的灵魂或真谛。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所以，亲民二字一经提出，既是王阳明学术的重要命题，被黄绾列入王学三大要之一，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其一生的执政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在亲民，持续向其入仕的弟子们灌输，督促他们加以践行。王阳明及王学首先关心的是物质，是养民，故有亲民之说。
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区别。应该说，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是既主张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即养民，也关心民众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个处于第一位、哪个处于第二位，却关系到执政理念的不同。进入 林安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反思 。
不是只用其中哪个方法，等哪个方法不能用，用另外一个新的方法，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框架一个框架来看的，那么这个框架有问题，就用另外一个框架。一定要注意到五证，要典籍的佐证，要历史的考证，要科学的验证，要心性的体证，要逻辑的辩证。所以他没有好好进到中国哲学经典的生活世界里面，去体会玩味。
这五证都要，进到里面，经典的意义诠释，跟整个生活世界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他很粗暴的就用他的框架框进来了。
西方汉学家基本上对于中国哲学、中国经典的总体理解，有很多是不够的。他没有办法通过汉字生成去感其意味、体其意韵、眀其意义。《论语》怎么会是行为主义的伦理学呢？《孟子》怎么会是动机论的伦理学呢？从行为主义伦理学来看《论语》是错的，从动机论来看《孟子》这也是错的。可能受现象学启发会有，也可能我们自己就这么做了。
你说，你去做这个研究，意义何在呢？ 他的论断根本就是错的。他也没有办法了解到整个中国的人内在生命的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那个状态里面有的东西。但是他们常常站他们的框架，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中国哲学。那《孟子》非常重视心性本源，但是他把它理解成了心理动机。
经典的佐证，历史的考证，科学的验证，心性的体证，逻辑的辩证。从这一点来讲，导致很多失误，也做了很多不必要的研究。
我想，如实回到存在本身，学问本来就是如此，它不是哪一个人的框架来决定的。感其意味，体其意韵，眀其意义
从而智能日积，财富日充，18、19世纪西欧文物臻于极盛。今人常以认同危机或生存困境抉发其题意，此为释义之需要，真实意蕴恐只有身临其境中人方能体其原味。民本主张从未有人敢公开否定，但又说中国两千余年来之实际政治固未能符合儒家理想，历代中国政治不乏民主因素，但政权建立始终不离强力，所谓‘马上得之，以暴易暴。1957年毕业于江苏昆山中学，后考入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此士农文化由定型而停滞殆将六七百年，士人大都耗费日力于注疏、校勘、寻章摘句、模拟因袭，其下焉者但知揣摹风气以博利禄，于大自然之浩阔奇幻熟视无睹，于万汇变化无意探求其故，于亿兆生灵无穷苦难之海潮音充耳不闻。就文致意趣而言，先生的传统诗人气质至为浓郁，故而若舍诗论而只读前二论，就难以于散文行运之深处，窥见正是最需要我们体悟的先生之诗人风骨，诗人情怀。
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尝多次寻思，先生何以在仅一年有余的不长时段内连续有三论之作，又何以不是二论而是三论?反复往来诵读，始悟先生之文与质通贯三论，气息浑然一脉，活泼泼地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诗质意象，少有后来学术论文习见的呆板积滞之弊。
因先生《相对论驳议》法文本至今未有全译，现在只能凭散见于旧日所刊而稍窥其妙，晚生实乃科盲，自不敢多置一词。我以为诗论最见先生真谛，实为前二论点睛之笔。
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疾呼开设20世纪学术大家经典原著阅读课程，以正出入之由来，庶几或可免无谓之重复劳动。凡特权必须借强力维持，故西方社会阶级压迫极大，阶级斗争层出不穷。
思园先生是在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时期，孤往独行，继续执着地思索着，有一些话今天读来已不感突兀，可在那时似同空谷足音： 中国文化之深厚博大与悠久超过古希腊，然而逊其精彩。……历代士大夫优点固不少，但有一根本缺点，即与民同患之情不切，仅以辅治者自居，对人间大祸难不能挺身担当。哲学、文化诸论，意境深玄，然文体却极酣畅，让人领略到一种只有在陶、韦、李、杜绝妙好诗中才能享受到的，先生在诗论中再三唱叹的那种情致韵味：忽儿深厚高玄，忽儿萧散空灵，时或激越，时或低徊。晚生王家范谨识于丽娃河畔 许思园，江苏无锡人，出身诗书世家。
译者：李应志,199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一系，2000年毕业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同年留西南大学文学院任教至今。他死了，我们也不能不对他有感情，不能不想念他、哀悼他。
久之又不满文化热中时有的浮谈无根，近几年开始直接阅读20世纪诸文化大家的经典原作，真是豁然开朗，始觉今之学者实不乏拾取前贤余珠自重，旧案复翻亦不少见。……旧日中国之读书人与农民在大一统局面之下，实为世界最自由之人民(有职业自由与信仰自由)，习于自由而不知自由之珍贵。
这使我不由得不信，悠悠数千载的中华文化内核确实具有深远而根固的生命力，足可穿透一切，圆融天地而真如永在，问题只在于你有没有这种悟性和感应融通的能力。先生原名寿康，号思玄，后改名思园。
如是，先生之上述议论，亦可豁然得解了。随时代风云际会之变化，先生在大学时代习练西语、通贯西学，用力维艰，成绩卓然，已经显示出他后来兼学融通、孤往独来的精神气度。孔子自云：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天何言哉，夫子之智也，先生已心领神会。
晚生以为，此亦夫子意境之自道。我先民之受祸烈矣，然而我国学人对罪恶与灾难之感悟认识终不若希伯来人与中古欧洲人所感之深切。
2006年晋升副教授，2014年晋升教授，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为不负先生之厚赐，硬着头皮读过一遍，依稀感到必与先生之哲学观甚或文化观念息息相通。
此建于极端个人主义上之社会不容长久存在已无疑义。孔子云：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